蚕的天敌是谁(蚕的天敌是什么动物)

元宵节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但是关于它的起源众说纷纭。从元宵节的两大主要特色活动“观灯”和“狂欢”来看，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庭燎”和百戏娱乐等传统祝节活动的内容，又改造了鲜卑“打簇”、“相偷”等狂欢游戏的形式，还吸收了西域燃灯礼佛等外来因子，而将这些内容同时汇聚在一起，并在正月十五正式呈现出来的正是隋炀帝。隋炀帝的一生特别钟情于扬州，扬州灯市的形成和繁荣也与他的倡导有关。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但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外关系诸方面都曾经做出过一些重要建树，如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创设进士科、经营西域、通使南洋等，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元宵节俗的形成也与隋炀帝有关。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学术界关于这个节日的形成和出现有大量的研究，论者在研究中大多提到过隋炀帝，但对他在元宵节俗形成中的作用，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因此，本文试图从元宵节的两大主要特色活动“观灯”和“狂欢”入手，来揭示隋炀帝在这个传统节日民俗形成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灯树千光照 华焰七枝开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民间有在此日前后几天张灯游乐的习俗。此习俗的形成就与隋炀帝有关。隋炀帝曾经作过一首描写元宵节张灯的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云：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华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当时有一位大臣诸葛颖还作过一首和诗《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以下简称“和诗”）云：

芳衢澄夜景，法炬灯参差。逐轮时徙焰，桃花生落枝。飞烟绕定室，浮光映瑶池。重阁登临罢，歌管乘空移。

这两首诗把隋炀帝时正月十五日夜张灯盛况描写的非常生动传神。

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称为元宵节或上元节。农历每月的十五日为月圆之日，故又称为“望”日。该节为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满月，寓意着团圆和美满，所以受到古人的特别重视。隋朝人杜公瞻就说：“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时俗重以为节也。”元宵节有张灯、观灯习俗，故又称为“元宵灯节”。

关于元宵张灯习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唐人认为，元宵张灯习俗源于汉家祀太一。唐初著名学者欧阳询编辑的《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正月十五日》条中就说：

《史记》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以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

盛唐时人徐坚在编辑《初学记》时也采纳了这种说法，在该书卷四《岁时部下·正月十五日》条载：

《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

“太一”，亦作“太乙”、“泰一”，相传为“帝星”，为天神中最尊贵者。根据这种说法，似乎早在汉代，正月十五日夜就有祭祀天帝、祈求福佑之说，此后历代相沿成俗，遂成节日。但翻检《史记·乐书》，发现此说并不正确，其记载是这样的：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

上辛，即农历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古代以干支计日，天干自甲至癸一周凡十日，每月三十日，十天干各出现三次，第一个带辛的日子，就被称为上辛。古人认为“辛”与“幸”相通，越靠近元日的辛日越幸运，所以汉人就把祭祀太乙神以祈福佑的日子选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不过，上辛日一般是在初十之前，而不是在望日，所以日子不对。但此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末五代时人韩鄂编撰的《岁华纪丽》，在叙述“上元”节俗时，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今人也有许多论述沿袭其说。但是关于正月十五成为节日，在汉魏时期的史籍中并没有记载。

最早提到正月十五节俗活动的是东晋初年陆刿的《石虎邺中记》载：“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石虎为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主，公元334－349年在位。但是关于石虎在邺城为什么会选择在正月十五举行登高之会，由于史载缺如，不得其详。

正月十五习俗活动之一：逐鼠

不过，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世人正月半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则是为蚕逐鼠矣。”原来，民间有在正月十五煮粥祈祷蚕神的风俗，祈祷时把肉盖在粥上面，爬上屋顶供神，口里还祝告说：“登上高处的粥，抓住老鼠的头。（老鼠呀）看你还敢不敢来？你就等着三蚕老（收拾你吧）。”有人认为：“‘登高糜，挟鼠脑’是为蚕逐鼠的一种巫术。老鼠是蚕的天敌，为了保证蚕的丰收，所以防鼠。”可见，正月十五登高具有驱鼠禳灾的意义。杜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说：“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说明这个习俗在隋朝仍然流行。《隋书·元胄传》就记载：“正月十五日，上（隋文帝）与近臣登高，时胄下值，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

关于登高习俗，最著名的当数重九（重阳节）登高，此外还有人日（正月初七）登高，其意义都在于禳灾避邪，所以一般都会在白天举行。正月十五的登高习俗，也有驱鼠禳灾的性质，应该也是在白天举行为宜；但是在晚上驱鼠也能说得过去，因为老鼠在夜里活动是最频繁的，不过这应与张灯没有关系，因为老鼠最怕见光，所以也没有必要在夜里大张旗鼓地张灯驱鼠。

此外，南朝还流行在正月十五“祠门户”、夜迎“紫姑”（厕神）等民俗活动，但都与张灯、观灯节俗无关，只是一个与祭祀有关的节日。

元宵灯俗应该源自北朝，据《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长城公至德元年（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载：

（柳）彧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日夜，然（燃）灯游戏，奏请禁之。

胡三省注曰：“上元燃灯，或云以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此说非也。梁简文帝有《列灯诗》（按：即《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灯诗》，则柳彧所谓近世风俗是也。”胡三省认为元宵灯俗起于南朝梁陈时期，理由是两人的诗篇已提及灯景，但这种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因为柳彧所说的“近世风俗”是指从北朝流传下来的民俗，他在上奏中讲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因循弊风，曾无先觉。无益教化，有损于民，请颁天下，并即禁断。”他上奏的时间是在隋初，当时南北还没有统一。他所说的“京邑”指的是京城长安，外州当指隋朝当时统治下的北方地区。柳彧在上奏中提到正月望日“燎炬照地”，应是后代元宵张灯的滥觞。不过，当时点火把或点燃柴堆主要是为了夜里狂欢游戏照明之用，还不是像后代那样为了观灯而张灯，到隋炀帝时正式在正月十五日夜于东都的通衢大道上张灯结彩，纵民观赏，才将元宵观灯推广为一项大众性的节日民俗活动。

从隋炀帝的诗作来看，明确提到张灯地点是在“通衢”，也就是通衢大道。设灯于“通衢”，显然是为了便于赏玩游观。这条“通衢”就是东都洛阳城的建国门（定鼎门）大街。据《隋书·音乐志下》记载：自大业二年（606年）以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大业六年（610年），又在“天津街盛陈百戏”，“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端门是东都洛阳城皇城的正南门，与之相对应的是洛阳城的正门建国门（唐初改称定鼎门）。建国门始建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正式启用于大业二年（606年）正月。从端门到建国门，形成一条长达数里的宽广大街。据唐人杜宝《大业杂记》记载：

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正南门，重楼，楼上重名太微观，临大街。

唐人韦述在《两京新记》中也记载：

自端门至定鼎门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行。定鼎门街广百步。

这条大街是洛阳城中最重要和最宽敞的一条街道，据钻探资料显示，街长达4180米，宽达90－121米，与史书记载大体相合。

（明）上元灯彩图

隋炀帝从大业二年以后开始，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在端门街（天津街）的通衢大道上张灯结彩，纵民观赏。从此张灯、观灯就成为元宵节俗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的诗正是在登宫城南门端门城楼赏灯时所作。

全诗描写了元宵夜全民赏灯狂欢的的情景：“法轮天上转”可以看作是高耸入云的大型灯轮仿佛如走马灯似地在转动；“梵声天上来”可以理解为赏灯和狂欢的民众人声鼎沸如同天外来声。中间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所在，“灯树千光照，华焰七枝开”描写了炫丽的灯树如同盛开的花枝，流光溢彩，千灯竞燃；“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描写了天上的明月倒影在洛水之上如同一幅凝固了的画面，就连微微吹拂的春风也仿佛陶醉在这夜晚飘来的梅香之中。最后两句“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继续描写狂欢的人群舞动旗幡、敲钟奏乐的欢乐场面。

诸葛颖的和诗反映的也是这种赏灯狂欢的的热闹情景：“芳衢澄夜景，法炬灯参差”描写的是在天街上张灯结彩、灯树参差照耀如同白昼的情景；“逐轮时徙焰，桃花生落枝”描写了转动的灯轮和如同花枝的灯树所带来的美感；“飞烟绕定室，浮光映瑶池”描写的是由于张灯结彩所产生的轻烟缭绕和美丽的灯影映照在水面如同仙境的情景；“重阁登临罢，歌管乘空移”描写的则是隋炀帝登临端门楼观灯赏乐的情景。全诗与隋炀帝的诗作正好形成了完美的呼应。

由此可见，元宵张灯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应该是由隋炀帝最早开始倡导和践行的，他也是中国古代最早作有描写元宵观灯诗的诗人。

二、万方皆集会 百戏尽来前

正月十五除了张灯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狂欢”。隋朝诗人薛道衡作有一首描写元宵狂欢的诗《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以下简称“薛诗”）云：

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

云间璧独转，空里镜孤悬。

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

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

惊鸿出洛水，翔鹤下伊川。

艳质回风雪，笙歌韵管弦。

佳丽俨成行，相携入戏场。

衣类何平叔，人同张子房。

高高城里髻，峨峨楼上妆。

罗裙飞孔雀，绮带垂鸳鸯。

月映班姬扇，风飘韩寿香。

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

欢笑无穷已，歌咏还相续。

羗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

假面饰金银，盛服摇珠玉。

宵深戏未阑，兢为人所难。

卧驱飞玉勒，立骑转银鞍。

纵横既跃剑，挥霍复跳丸。

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

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长鼻。

青羊跪复跳，白马回旋骑。

忽睹罗浮起，俄看郁昌至。

峰岭既崔嵬，林丛亦青翠。

麋鹿下腾倚，猴猿或蹲跂。

金徒列旧刻，玉律动新灰。

甲荑垂陌柳，残花散苑梅。

繁星渐寥落，斜月尚徘徊。

王孙犹劳戏，公子未归来。

共酌琼酥酒，同倾鹦鹉杯。

普天逢圣日，兆庶喜康哉。

新年月圆之时，正是正月十五。薛道衡死于大业五年（609年），东都洛阳建成于大业二年（606年）正月，这首诗应作于其间。据《隋书·音乐志下》（以下简称“隋志”）记载：

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鉅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染干，即东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从大业元年（605年）八月开始第一次巡游江都，到大业二年四月才返回洛阳，启民可汗入朝当在此之后。《资治通鉴》将启民可汗入朝事系于十二月条后，曰：“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可见启民可汗大约是在大业二年底才到达洛阳的。隋炀帝下令将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原本是准备向启民夸示的。正好启民可汗在东都一直住到大业三年（607年）正月，隋炀帝应该就是在这年的正月十五，在洛阳举行了一次元宵灯会和狂欢活动，他的《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和薛道衡的《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大约都是作于此时。

《通鉴》记载了大业三年正月初一，隋炀帝“大陈文物”，招待启民可汗之事，但却没有提正月十五张灯和百戏演出之事。在其后的大业四年、五年、六年和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正月，隋炀帝也都是在东都度过新年的。按照《隋书》的说法，从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每年都要借“万国来朝”的机会，在正月十五于端门街（天津街）的通衢大道上张灯结彩，演出百戏，纵民观赏。《通鉴》在大业六年（610年）正月条下记载了十五张灯狂欢的情景：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胡三省注曰：“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隋书》也提到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国主都亲自来朝贺、隋炀帝于天津街盛陈百戏招待他们之事。不过，启民可汗早于大业四年（649年）冬十一月已经病逝，他不可能参加隋炀帝在大业六年为“诸蕃酋长”举行的元宵灯会和百戏演出。但是，隋炀帝在正月十五盛陈百戏、纵民狂欢的传统却留传了下来，演变成为后世闹元宵、闹社火、闹红火、闹秧歌等全民参与的狂欢活动。

元宵狂欢也是源于北朝。在南朝，正月十五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一系列祭祀庆祝活动；而在北朝，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民间狂欢为主的祝节活动。这天夜晚，百姓有“打簇”和“相偷”之戏。据《北齐书·外戚·尔朱文畅传》载：

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

《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年）正月条也记载了东魏时，尔朱荣之子尔朱文畅等人，“谋因正月望夜观打簇戏作乱”之事。胡注曰：“按《魏书》：孝静天平四年（537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戏。盖此禁寻弛也。”胡氏将打簇戏改为打簇相偷戏，殊不可解。查《魏书·孝静帝纪》载：天平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可见，“打簇”和“相偷”应是拓跋鲜卑相沿已久的两种旧俗，孝静帝仅仅禁止的是“相偷戏”，而没有禁止“打簇戏”，所以才会有武定三年正月望夜的观打簇戏之事。

据吕一飞先生考证，鲜卑的“相偷戏”类似于后来契丹、女真的“纵偷”和“放偷”戏，也即《契丹国志》里所说的“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游戏。原来“相偷戏”即纵民“做贼”的游戏，难怪已经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汉化的魏氏政权会革除这种不合中原礼法、教人学坏的旧俗。至于“打竹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由于史载太过简略，使人难以尽得其详。不过，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是一种比赛射箭的游戏。“竹簇”应该是用竹削成尖头状竹箭，插在地上当靶子，有能射中者，当即赏赐绢帛。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骑马射箭应是其传统。

据有的学者研究，后世的契丹、女真有“射柳”习俗，据说就来源于匈奴、鲜卑的“蹛林”祭祀活动。其俗是将柳条削去皮，露出白色部分，插在地上，然后骑马比试驰射。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习俗时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颜师古注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所以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就认为：射柳之俗，“殆蹛林故事”。由于在正月十五比试驰射时，柳条还没有返青，所以就以插“竹簇”为标的进行比赛。

北朝在正月十五日夜举行的“打簇”、“相偷”之戏，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一个张灯结彩的全民性狂欢活动。据《隋书·柳彧传》载：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这是发生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的事情。柳彧所说的“近代”，当指北朝。柳说隋初京邑和外州都在正月十五日有狂欢之戏，关于外州狂欢，据《隋书·长孙平传》记载：“邺都俗薄，旧号难治。……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邺都（今河北临漳），原是东魏、北齐的故都，“鍪甲”即头盔铠甲。这里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夜就流行“打簇”、“相偷”之戏。这个传统，从魏、齐绵延至隋，愈发热闹起来。大街上点着火把柴堆，人们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甚至还有和尚、道士，纷拥而出，欢聚在一起，敲锣打鼓，或戴假面，或着“鍪甲”，或男扮女装，或作角抵之戏，表演歌舞杂技，尽情欢戏于街陌，以至成为风俗。假如从北朝留传下来的这种全民参与的元宵狂欢活动还属于民间自发行为的话，那么到隋炀帝时经过他的大力提倡，已经成为一项政府国家行为，不但狂欢的场面更加宏大，而且还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隋炀帝正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在招待万国来使时，向他们夸示大隋帝国的盛世，从而达到增强中华文明的强大吸引力的意图。从此，“狂欢”成为元宵节俗的另外一大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