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合作社起止时间(农业合作社是哪一年结束的)

导读：1964年，老人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总理将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然而今天的佞人们说学什么大寨，大寨本身就不正，那么大寨真的本身就不正吗？那么老人家当初为什么要号召农业学大寨呢？

时间轴：1953-1964

今天看祖国的山川河流，处处都美不胜收。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美景，实际上都是我们的祖辈和父辈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

在此之前，很多地方都是穷山恶水，比如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

大寨在旧社会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它位于山西省昔阳县的太行山区，解放前这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土地贫瘠，被称为穷山恶水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时还流传着一句民谣：“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

可见当时的大寨是何种落魄的地方，那么难道就只有大寨如此吗？

实际上，解放前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经过战争的创伤，再加上贫瘠荒芜的自然条件，很多地方都是一穷二白。

当时大寨全村有220多户人家，510多口人，土地有700多亩，由于长期风蚀水切，形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貌，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

这种土地分布，上山下坡都困难，更何况浇灌，机械化作业就更谈不上了。

地处黄土高原的大寨十年九旱，旱起来的时候人畜喝水都困难，涝起来的时到处一片汪洋。

700多亩地，但是亩产不到200斤，这样的地方想富起来都难。

但是，老人家那个时代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哪怕是这样一个贫瘠荒芜的地方，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依然创造了神话。

那么这个神话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从1953年开始，我们从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转变，开始了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就意味着可以集中全村的人力、物力、地力，来改造整个村庄，这种做法对于像大寨这样的小村落来说，就有了改变面貌的基础。

陈永贵作为大寨的带头人，开始了对大寨的改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大寨靠着虎头山，于是陈永贵等人便带领社员改造虎头山，三战狼窝掌，将满是石头的山沟改造成种植农作物的梯田。

那时候没有今天的大型机械化作用，在炸药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全靠社员两只手的辛勤劳动，他们拿大锤和钢钎，一锤一锤将石头劈开。

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苦干了一个冬天，58个劳动力筑成了38道堤坝，填了上万方黄土，造出了30多块良田。

好不容易造出来的良田，遇到第二年一场暴雨，又将堤坝、土地、禾苗悉数冲垮。

但是，大寨人放弃了吗？没有！

第二年冬季，大寨人继续开战，并且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筑起了更坚固的石坝，又造出了20多亩梯田，继续种上禾苗。

可，是灾难没有停止，又是一场暴雨，将一切劳动成果尽毁。

然而，大寨人依然没有放弃，陈永贵带领社员继续改造狼窝掌。

1963年冬，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全村劳动力总共不足60个，但是工地的却出现了70多人的身影，因为有的人家带着家属也来参战了。

经过大寨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狼窝掌这条最凶暴的山沟彻底治服，造成了片片梯田，这就是三战狼窝掌。

对于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地奋斗，为什么要这么执拗地干呢？用陈永贵的话来说，如果三战不成，还要四战、五战，直到把狼窝掌改造过来。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改造贫瘠的土地，才能改变全村人的命运。

正是因为这种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精神，大寨人终于用十年之功，彻底改变了大寨贫穷落后的面貌。

从1953年到1962年间，大寨人把200亩山梁地围起二尺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道道堰，变成水平梯田，7条沟里全打出道道石坝，造出80亩好地。

原计划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实际上他们仅用了两年就恢复了土地，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

当时谁家修新房算得上是一件大喜事，因为当时的祖祖辈辈都住的是破败不堪的土房，这种房四面透风，冬天最是煎熬。

那时候不是不想修房，而是修不起，大寨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全村人都住进了新房，谁能不欢欣鼓舞呢？

由于改变了地貌条件，土地肥力逐年增加，促使全村粮食生产不断提高。

粮食亩产量由1953年130多斤增加到1962年774斤，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粮食产量连续十年增长。

从1959年到1961年，正是我们经历三年最困难时期，各地都需要国家出手相救，而当时我们的财政已经出现赤字。

然而，这时候的大寨不但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反而还为国家贡献了粮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64年3月28日，大寨事迹汇报到了老人家这里，老人家看过之后非常高兴。

同年8月，老人家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在老人家看来，精神与物质之间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相互转化，大寨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实现了粮食丰收。

因此，老人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也是这一年的12月21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大寨，将“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尽管得到了中央的表彰，大寨人却没有就此止步，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福，而是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

到六十年代后期，大寨人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修盘山公路6公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14公里。

全村就60个劳动力，没有大型设备，全靠手凿肩抬的原始劳动方式，建成了一片片的良田，平均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

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当年的创造力，那是因为从来不曾相信人所具有的创造力。

“农业学大寨”的成果便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

大寨的成功经验引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人员前来学习，25000多名外国游客前来参观，大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成了当时的重要政治地标。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久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群众战争。

最终修出了人工天河——红旗渠，以及到现在都在使用的8万多座水库，淮河得到了治理，长江中下游水利得以修建。

很多贫瘠的地方变成了农田，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老人家那个时代是相对公平公正的时代，只要你为人民服务，国家就会给予你相应的荣誉。

1973年8月，陈永贵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

然而，陈永贵谦虚推辞说，我文化低，连个记录都做不好，政治水平也不高，实在不称职。

可是，文化水平低，不代表没有智慧。

陈永贵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算是半文盲，但是他有丰富的经验，他做报告时没有发言稿，却能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而我们要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是贪图享受自私自利的文化人。

1975年四届人大，周总理任命了12位副总理，陈永贵排在第7位。

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带领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他就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

按照规定，陈永贵在中央工作，可以将农村户口迁到北京，同时每月工资可以拿到几百元。

然而，陈永贵拒绝了种种优厚待遇，他没有迁户口，也不拿高工资，依然拿着自己在大寨时的收入，依旧是一副农民的打扮，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

为什么一个经历过旧社会的农民，生在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觉悟呢？

因为老人家那个时代，通过信仰与制度，将人性中恶的部分束缚了起来，将人性中善的一面彰显出来，让人民从中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因此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干部到普通百姓，人人都有极高的思想觉悟。

否则你就很难解释像钱学森、邓稼先这些在海外拿着高薪的科学家，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如果从人性是自私的角度来说，这完全就解释不通了。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老人家希望通过学习大寨精神，彻底解决我们的农业问题，这是农业学大寨的巅峰时期。

美国学界对此认为，农业学大寨是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运动之一，因为它是群众路线的典型体现，也是精神与物质相互转化的体现。

然而，随着老人家的去世，“农业学大寨”走到了尾声。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这是大寨最后的辉煌。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大寨依托的是人民公社，走集体化道路，集中公社社员的力量来创造奇迹，但是随着“三自一包”的出现，人民公社逐渐解体，大寨便成了极“左”的典型。

昔日全国都向大寨学习，如今大寨开始成为全国批判的对象。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开展，大寨显然成了一个碍眼的存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而此时的大寨还停留在过去的集体经济模式之下。

从这之后，无人再提大寨精神，大寨也迎来了致命一击。

当时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包产到户”蓬勃发展，并逐步开始在全国推行，而大寨无疑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产物。

此时，有人发出了对大寨的质疑，“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由此，各种媒体开始对大寨发难。

1979年3月初，山西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

在各方面强大的压力之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和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媒体进驻山西昔阳县，围绕大寨和陈永贵展开批评，《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调查报告纷纷出炉。

此后，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有人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随后，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山西省委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预示着这场运动走到了终点。

陈永贵也知道，自己已经不适宜这个时代了，如果还继续待在中央会显得很碍眼。

于是在1980年9月，陈永贵向全国人大提出了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的申请，最终得到了批准。

1982年，大寨人也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上按下了红手印。

小岗村取代了大寨，成为争相学习的榜样，大寨成了过去，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

1983年，陈永贵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两年后，陈永贵被检测出患了肺癌。

得知这个消息的陈永贵表示，自己的健康不能让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最终选择放弃治疗。

这就是从老人家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农民，一个朴实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老人家提出的“农业学大寨”，当时真的学错了吗？

周总理将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八个字，请问错在哪里呢？

我们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既没有外来的资金援助，又没有技术援助，我们没有大型作业设备，全靠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请问错在哪里了呢？

说大寨本身就不正，请问不正在什么地方呢？哪一点不正呢？是陈永贵拒绝每月几百元的高工资的做法不正？还是大寨人艰苦奋斗年年粮食产量提高的做法不正？

我们实在想不出，“大寨本身就不正”是不正在什么地方？

有人表示，学大寨运动中提出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深恶痛绝。

那么什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极少数人脱离集体生产和管理，却拿着公社里的工分，还一心只为自己谋私利的经商活动。

所有社员都在努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他却跑到外地，拿他们家的副业产品卖钱，卖的钱归他自己所有，既不参加社里的生产建设，也不承担公共投入，却享受着社里的分红，这不就是变相地剥削其他社员吗？

实际上，当时有专门进行城乡自由贸易的市场，这里他不去交易，他要跑到外地去赚差价，这种“资本主义尾巴”不割你割谁？

有人表示不理解，既然有自由贸易的市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跑到外地去经商做生意呢？

因为本地的自由贸易市场不是天天开放，每周或半个月开放一次，在农村被称为“赶集”，因为要保证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否则天天开放，今天卖不掉那就明天接着卖。

久而久之，大家的心思就在卖货赚钱上，想着怎么抬高价钱，如果整村整村的人都这么干，生产就可能会耽误，土地慢慢就会荒芜，毕竟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大型设备和化肥。

跑外地卖货的人，可以天天卖货，特别是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很多需求，张家可能没米，李家可能没蛋，王家可能没蔬菜，而他们几个人就在居民楼下卖独市，天天这么卖货，赚的钱自然多。

当时我们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基本建设，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既缺少资金，又缺乏技术，还缺少设备，只能靠人力来代替资本。

大家都在努力进行建设，你偷奸躲懒，不仅享受着集体创造的成果，还自己再额外赚一笔钱，即使放在今天私人老板的企业，也不准你上班摸鱼吧！

这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难道割错了吗？所以，为了防止有人跑到外地去卖货赚差价，当时对人口流动进行了限制。

诚然有些地方在学大寨时出现了各种荒唐之举，比如在平原地区高梯田，但是这跟大寨本身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不是这些学歪的人不正呢？

这些学歪的人，一种人本身就是文盲，只会照搬不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存心从中作梗的人，专门把事情向坏的方向引导，他们就是那群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他们就是借着学习大寨之名来丑化这场运动。

这样的人今天就没有了吗？

恐怕依然还在，他们就躲在阴暗的角落利，时不时出来兴风作浪，想想我们经历的三年疫情，这样的人恐怕并不少见。

老人家号召农业学大寨，最后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解决了农业灌溉和旱涝灾害，其中学大寨运动中学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