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宋育仁简介(宋育仁的传奇人生)

宋育仁，字芸子，晚年号道复。生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富顺县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5岁丧母，11岁丧父，后随伯父读书于汉州(今广汉)，18岁补诸生(秀才)。

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第一批选入尊经的高才生有富顺宋育仁、井研廖平、绵竹杨锐、名山吴之英、汉州张祥龄等12人，宋、杨二人尤为突出。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曾说：“入蜀办学八年，英才辈出，其尤者宋玉、扬雄。”1880 年至 1885 年之际，廖平写出《今古学考》和《公羊春秋补证后序》，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宋育仁亦写出《周礼十种》，其中《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

1881年，宋育仁因伯母丧回乡守制，时资州知州高培谷创办艺风书院，聘宋主讲。宋在书院三年，渐有文名；所著《周礼十种》等书也见知于士大夫中。当时一些“争揽名俊”的开明官僚，如光绪帝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等也很赏识宋育仁。1886 年宋进京会试，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为顽固派理学家徐桐，极不喜欢宋育仁这类有革新思想的“狂才”，宋在翰林院郁郁不得志。时值中法战争后，洋务派的“新政”破产，宋育仁对他们所标榜的“求强求富”产生怀疑并对之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1887年，宋育仁所著《时务论》初稿完成，并开始流传于士大夫中，受到一些人的注意和赞赏。陈炽读《时务论》后，赞宋“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此后，宋育仁与黄遵宪、陈炽等改良派人士交往甚密。陈炽《庸书》写成，宋为之序，比陈为贾谊、王符；宋育仁《采风记》写成，在官书局刻印，陈亲为之校订。

1889年，宋育仁授翰林院检讨。时慈禧玩弄归政光绪骗局，光绪帝举行亲政、加冠、大婚三礼。宋育仁献《三大礼赋》2 万余言，颇得光绪的称赞，由翁同龢引见，宋对光绪产生“知遇之恩”之情，至此，宋实质上成为“帝党”一员。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宋育仁与朱疆村、王半塘、刘伯崇避难西山，相互唱和，得词300余首，名为《庚子秋词》，对清末词风之变，有一定影响。以后，宋育仁“慨学唐诗者之迷于气运”，作《三唐诗品》，时人比之钟嵘《诗品》。宋于语言文字之学功夫亦深，写出《说文部首笈正》、《夏小正文法今释》诸书。

1891年，宋育仁典试广西，在途中深感改革不能空谈，应从实际入手，写出专论外交的《时务论外篇》。1894年，宋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来往于巴黎、伦敦，与著名政治家麦格、牛津大学博士麻利公爵、日本政治家望明小太郎、名记者下田歌子等往还；出入于英国议院、学校和社会工商界，著意考察西欧诸国的社会风俗、文教制度、政治生活等，写成《采风记》4卷。他对于西欧国家两院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英国君主立宪 制度颇为赞扬，认为与他在《时务论》中提出的“君民共治”思想是吻合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宋育仁时在伦敦。他上书清廷提出：“目前困倭之谋，异日防俄之计”。10月平壤陆军溃败，黄海海战失利。时宋育仁代公使职，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拟购英国兵舰、鱼雷快艇，招募澳大利亚水兵，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谋既定，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康敌克特银行借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买定兵船快艇共 10艘，运输船 2艘，募得水兵一旅，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但是慈禧和李鸿章等坚主和议，1895年3月，中日和议成，4月 17 日，《马关条约》签订，“潜师之谋废”。宋育仁“托膺私泣，望洋而叹”。8月回国，在途中写成《借筹记》，记述“潜师之谋”始末并揭露清廷各派系官僚集团误国内幕。

宋育仁回国后，即参加了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出面组织的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被推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强学会遭顽固派的反对，不久被迫解散。

1896年初，翰林院编修张伯熙保奏宋育仁回四川办理商务、矿务。3月，宋回四川，在重庆设商务局，兴办各类实业公司，先后开办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砂等公司。宋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各类公司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主张和政策，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在重庆、成都、泸州、嘉定、江北、遂宁等地，民族资本实业纷纷开办，颇有成效。次年，宋育仁还在重庆创办了四川最早的报刊《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议。1898年，宋育仁到成都组织“蜀学会”，兼长尊经书院，并与吴之英等创办《蜀学报》，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工商业法规、西方教育制度。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宋亲自为《法意》作注，写出《法意钞案》。在他们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校：如成都开设“中西学堂”，江津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堂”，遂宁创办“经济学堂”，蓬溪设“崇实学堂”等。此外，威远还创办“农学会”，兴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宋育仁虽远在成都，却密切关注这一运动。他与杨锐、陈炽函电往来频繁并提出建议；但是，他也深感忧虑：认为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未从根本”。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大捕改良派及倾向维新的官员，宋育仁虽未直接受到株连，但也被立即罢职，回京赋闲。

《辛丑条约》签订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面对反抗怒潮，不得已于1901年发布所谓“变法”上谕，表示要改革“治法”，谋求“富强”。对清廷抱着一定幻想的宋育仁，也上书提出改革财政和改革教育的建议，但他所期望于清廷的改革全成泡影。1908 年，宋育仁离京，在湖广总督杨士骧幕中“带职五部”，曾企图在湖北地区进行一些改革。此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开展，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在这急剧变化关头，宋育仁以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先驱者的立场，对资产阶级革命抱着怀疑和迷惘的态度，因而消极颓唐，遂再度赴京。此后蛰居京城，不问时事。

辛亥革命后，宋育仁的老师王闿运任国史馆长，邀宋任国史馆修纂。时袁世凯窃取政权，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表示要让“学者兴论，自由研究”。宋育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与遗老荣乃宣等在京公开宣讲，主张恢复帝制。但宋要求恢复的是清王朝，他指出袁为清朝旧臣，应“效周公辅成王故事，辅佐幼君”，触及袁的痛处。袁大怒，以宋“妄言生事”为罪名，拘宋于京师步兵营中数月。

1915年，袁世凯唆使梁士诒等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演出“劝进”丑剧，并派沈曾植说服宋育仁参加“劝进”活动。宋育仁“愤而佯狂”，痛斥袁为王莽。袁遂以“危害民国”罪名令押解宋回原籍“编管”。

1916年，宋育仁回川，时廖平长四川国学学校，邀宋主讲。后宋继任国学学校校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宋在国学学校主讲经学，写成《诗经毛传义今释》《尔雅今释》《孝经正义》《礼运确解》等书。纂修《四川通志》时，对史学进行研究，写成《论史学方志》。门人范天杰、胡淦等汇集宋的经学、文学、史学等各书，编为《问琴阁丛书》，约占其著作的1／10，其他著作大都亡佚。此后 10 余年，宋退隐成都东郊“东山草堂”，1931 年，《四川通志》初稿写成，宋也于是年去世。